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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論】戴啟思「良好品格不檢控論」與法治背道而馳

【來論】戴啟思「良好品格不檢控論」與法治背道而馳

戴啟思指嚴重暴力或刑事毁壞行為無疑與行使和平示威的權利背道而馳。圖:星島

文:卓偉

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思出席2020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致辭時表示,嚴重暴力、刑事毀壞等行為與行使和平示威的權利背道而馳,被捕者今年將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他又指很多人被指控干犯的公眾秩序罪行,但往往並不牽涉暴力或嚴重破壞,當中好一部份人正面對著會招致漫長刑期的嚴重控罪,「大致上,他們都有著良好品格(good character),代表著香港社會一大部分人。」戴啟思並指作出檢控的決定時,公眾利益至為重要,即使證據充分,個別人士或者某些種類的案件亦不一定需要交由法庭定奪。

戴啟思言下之意,是律政司在作出檢控決定時,應該考慮被告人士的「良好品格」,在顧及公眾利益之下,未必一定需要交付法庭審議。戴啟思所謂「良好品格不檢控論」,令人嘖嘖稱奇,更令人想起《動物莊園》的一句名言,「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加平等。」原來,在戴啟思的法治觀面前,有著良好品格(good character)的人就可以比其他人更公平,更有權利,可以不受檢控。這種「良好品格不檢控論」與我們一直認識的法治觀完全是背道而馳,是公然以政治凌駕法治。這樣的言論竟出於大律師公會主席之口,實在令人失望。

法學界對於司法公正主要有兩方面標準:一是罪責刑罰是否相適應;二是量刑是否一致。而是否作出檢控,更加只看證據,不會考慮被告人的背景和身份。戴啟思提出要考慮被告人的品格,這在英美法中稱為「品格證據」(character evidence),當中包括:「聲譽證據」、「意見證據」及「具體行為證據」等。但就算在英美法中,「品格證據」也不會作為法庭判刑的重要考慮因素,最多是作為適當減刑的考慮,絕不會如戴啟思般以品格良好為由而不作檢控。

而且,超過半年的「黑色暴力」,暴徒在街上打砸燒搶,對政見不合的市民隨意施暴圍毆,有市民更因此枉死,有人被暴徒焚燒,這是什麼良好品格?暴徒罔顧法治,多次挑戰法庭的禁制令,甚至火燒法院,欲置警員於死地,這是什麼良好品格?暴徒在網上不斷散播假消息,煽動暴亂,更公然對官員和警員起底,公然誹謗抹黑,甚至勒索商鋪,各種卑劣違法的所為,又是什麼良好品格?

至於在違法分子中,有專業人士、有醫護、有公務員、有紀律部隊,這些人其身不正,知法犯法,自毀專業操守,這些人的良好品格又從何而來?先不要說品格良好不會也不應作為不檢控的理由,就是對這些暴徒而言,良好品格與他們的所為也是相差十萬八千里,戴啟思盲目美化暴徒,究竟是活在平行時空,還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

選擇性檢控,以品格決定是否檢檢,不是法治,而是人治,怎會符合公眾利益?戴啟思的選擇性檢控論,結果只會令香港的法治進一步受摧殘,令暴徒更加有恃無恐,「黑暴」將更難止息。恰恰相反,違法之徒之所以必須受到刑罰,並不單在於道義上、法治上的追究,而是社會防衛的需要。意大利刑法之父貝卡利亞說過:「刑罰的目的僅僅在於: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並規誡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轍。」法治目的就是阻止犯罪行為,保障社會秩序和市民福祉,倘若如戴啟思所言:「良好品格不檢控」,香港的法治還能夠保障市民嗎?這段「黑暴」歲月,最令社會痛心的不只是違法暴力充斥,更在於香港一些專業界別的集體墮落,為了政治甘於放棄專業理性,這才是最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方。

作者為時事評論員

責編:CW

編輯:Ada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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