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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一點書】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讀書人為首 以人為中心

文:郭齊勇  圖:視覺中國

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與特色,學界見仁見智。

錢穆先生認為,中國文化精神與民族性格主要是由儒家奠定和陶冶的。就整部中國歷史來說,中國社會是四民(士農工商)社會,士為四民之首。士的變動可以影響到整個社會的變動。士代表、弘揚、實踐、堅守了中國人的人文理想,擔當著中國社會教育與政治之雙重責任。

中國歷史文化的指導精神即儒家精神

錢穆先生說:「此士之一流品,惟中國社會獨有之,其他民族,其他社會,皆不見有所謂士。士流品之興起,當始於孔子儒家,而大盛於戰國,諸子百家皆士也。漢以後,遂有士人政府之建立,以直迄於近代。」他指出,中國古代社會有一個很特殊的表現,就是不需要教堂牧師和法堂律師,而形成一種綿延長久、擴展廣大的社會。

這靠什麼呢?主要靠中國的人與人之道,靠「人」、「人心」、「人道」等觀念,靠士在四民社會中的作用及士之一流品的精神影響。「孔子之偉大,就因他是中國此下四民社會中堅的士的一流品之創始人。」中國古代社會,從鄉村到城市乃至政府都有士。「中國的歷史指導精神寄在士的一流品。而中國的士則由周公、孔、孟而形成。我們即由他們對於歷史的影響,可知中國歷史文化的傳統精神之所在。」指導中國不斷向前的精神被錢穆稱為「歷史的指導精神」。他通過詳考歷史、對比中外,肯定地指出,士是中國社會的領導中心,一部中國歷史的指導精神寄託在士的一流品,一部中國歷史主要是由儒家精神——周公、孔子、孟子培育的傳統維繫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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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人文精神源於「五經」

錢穆認為,中國傳統人文精神源於「五經」。周公把遠古宗教轉移到了人生實務,主要是政治運用上;孔子進而完成了一種重人文的學術思想體系,並把周公的那一套政治和教育思想顛倒過來,根據理想的教育來建立理想的政治。經周、孔的改造,「五經」成為中國政(政治)教(教育)之本。

經學精神偏重在人文實務,同時保留了古代相傳的宗教信仰之最高一層,即關於天和上帝的信仰。中國人文精神是人與人、族與族、文與文相接相處的精神,是「天下一家」的崇高文化理想。中國文化是「一本相生」的,其全部體系中有一個主要的中心,即以人為本位、以人文為中心。傳統禮樂教化代替了宗教的功能,但不與宗教相敵對,因此不妨稱之為「人文教」。中國文化精神,要言之,只是一種人文主義的道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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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注重歷史的精神源於「五經」。周、孔重視人文社會的實際措施,重視歷史經驗的指導作用。尤其孔子具有一種開放史觀,並在新歷史中寄寓褒貶,這就是他的歷史哲學與人生批評。孔子促使了史學從宗廟特設的史官專司轉為平民學者的一門自由學問,倡導了經學與史學的溝通。

中國歷史意識的中心是人。中國人歷史意識的自覺與中國先民,特別是周公、孔子以來的人文自覺密切地聯繫在一起。在中國,特別在儒家,歷史、民族與文化是統一的。民族是文化的民族,文化是民族的文化,而歷史也是民族和文化的歷史。民族與文化只有從歷史的角度才能獲得全面的認識。中國人對歷史的重視,對史學的興趣及史學之發達,特別是「經世明道」、「鑒古知今」、「究往窮來」,求其「變」又求其「常」與「久」的精神,來源於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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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注重教育的精神源於「五經」。中國古人看重由學來造成人,更看重由人來造成學。中國人研究經學,最高的嚮往在於學習周公與孔子的為人,成就人格,達到最高的修養境界。中國古代文化及其精神是靠教育薪火相傳、繼往開來的。中華民族尊師重道的傳統由來已久,而儒家則把教育推廣到民間,扎根於民間,開創了私家自由講學的事業,奠定了人文教育的規模和以教立國的基礎。中國人教育意識的自覺不能不歸功於儒家。

中國傳統注重融和合一的精神源於「五經」。中國古人的文化觀,以人文為體,以化成天下為用。「五經」中的「天下」觀,是民族與文化不斷融凝、擴大、更新的觀念。中國文化的包容性、同化力,表明中國人的文化觀念終究是極為宏闊而具有世界性的。這源於儒家的一種取向,即文化觀念深於民族觀念,文化界限深於民族界限。中國文化與中國人性格中的「和合性」大於「分別性」,主張寬容、平和、兼收並蓄、吸納眾流,主張會通、綜合、整體、融攝,這些基本上都是儒者所提倡和堅持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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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得出中國歷史文化的指導精神即儒家精神的結論,是有其可靠的根據的。他極其深入地考察了中國古代思想史,十分肯定地說:「中國思想以儒學為主流」,「儒學為中國文化主要骨幹」。在先秦思想史上,開諸子之先河的是孔子。孔子的歷史貢獻,不僅在於具體思想方面的建樹,更重要的在於他總體上的建樹。他既是王官之學的繼承者,又是諸子平民之學的創立者,是承前啟後開一代風氣的人物。正是這一特殊歷史地位,決定了他在先秦諸子學說中的重要地位。

整體說來,諸子學標誌春秋以來平民階級意識的覺醒,是學術下移民間的產物。錢穆認為,中國古代是將宗教政治化,又將政治倫理化的。換言之,就是要將王權代替神權,又要以師權來規範君權的。平民學者的趨勢只是順應這一古代文化大潮流而演進,尤其是以儒家思想為主。因為他們最看重學校與教育,並將其置於政治與宗教之上。他們已不再講君主與上帝的合一,而只講師道與君道的合一。他們只講一種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人生,這就是人道或平民道。在孔孟仁學體系的浸潤下,儒家完成了政治與宗教的人道化,使宗教性與神道性的禮變成了教育性與人道性的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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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介紹的主要是國學大師錢穆先生的看法,值得再三咀嚼。接下來,我綜合張岱年、胡秋原等前輩的論述,提出中國文化精神的六大特點。

和而不同 厚德載物

重視人與自然之間,各族群、民族之間,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統一的關係。所謂「天人合一」是經過區分天人、物、我之後,重新肯定的人與自然的統一,強調的是順應自然而不是片面征服自然。在觀念上形成了「協和萬邦」、「天下一家」的文化理想,既重視各民族及其文化、宗教的分別性、獨特性,又重視和合性、統一性。在人與人的關係問題上,善於化解、超越分別和對立,主張仁愛、和為貴與協調性,有民胞物與的理想,厚德載物,兼容並包,愛好和平,從不侵略別人,反對以力服人,主張「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剛健自強 生生不息

中國文化凸顯了積極有為、自強不息的精神,強調「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禮記‧大學》),革故鼎新,創造進取。所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論語‧述而》),「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周易‧乾‧象辭》),就是指人要向天地學習,以「剛毅」的精神,生生不息,奮鬥不止,絕不懈怠。中國人因此而創造了世界上獨特的文明,而且是世界上唯一未中斷的文明。無數的仁人志士奮發前行,不屈服於惡劣的環境、勢力與外來侵略者的凌辱壓迫,剛健堅毅精神代代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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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義至上 人格獨立

我們以仁義為最高價值,崇尚君子人格,肯定「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精神,弘揚至大至剛的正氣、捨我其誰的抱負,乃至「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象山全集‧卷三十四》),強調人人都有內在的價值與不隨波逐流的獨立意志,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氣概,守正不阿,氣節凜然,甚至殺身成仁,捨生取義。

民為邦本 本固邦寧

強調「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尚書‧泰誓中》),「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尚書‧泰誓上》),「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尚書‧酒誥》),「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民本主義肯定人民是主體;人君之居位,必須得到人民的同意;保民、養民是人君的最大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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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把握 辯證思維

中國古代不缺乏抽象思維,有明確的概念、範疇。古代辯證思維發達,這屬於理論思維,包含了抽象過程。中國思維有兩大特徵,一是整體觀,二是陰陽觀。前者從整體上把握世界或對象的全體及內在諸因素的聯繫性、系統性,反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後者重視事物內在矛盾中陰陽、一二關係的對立與平衡。

經世務實 戒奢以儉

我國有現世與實務精神,強調知行合一,踐形盡性,經國濟民,兼重文事武備,明理致用,反對空談高調。又有尊重勞動的精神,倡導勤儉節約,力戒驕奢淫逸,鄙視不勞而獲。

綜上所述,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特質是:和而不同,厚德載物;剛健自強,生生不息;仁義至上,人格獨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整體把握,辯證思維;經世務實,戒奢以儉。我看以上六條可以成為中國夢的文化底蘊,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文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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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取自並改編自《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

【讀一點書】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讀書人為首 以人為中心

《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

作者:郭齊勇

出版社:三聯書店

出版時間:201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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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Nico Liu

編輯:Zero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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