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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書 no.30】「輸在起跑線」點算?十個音樂家的勵志故事送給你

拍攝&剪輯:譚健斌   文本:李夢

本地音樂史學者周光蓁為寫好這本書,請了整整一年的無薪假期。做訪問,田野調查,搜集資料,最終寫成這部480頁、共25萬字的長篇著作。

書名《香港音樂的前世今生》,以十篇口述歷史配合七篇專題文章的形式,介紹1930至1950年代的香港,在風雲跌宕的緊張氣氛中,一眾來自中國內地以及海外的音樂家,為此地音樂文化和氣氛的養成所做出的長久努力。

動蕩的時代過去,有些人離開香港回到故鄉,有些人乾脆留下來,將異鄉當作故鄉。不論如何,當年心懷理想的音樂家,在香港大會堂等專業演出場地尚未建成的日子裡,在戰亂頻仍、生活困窘的日子裡,仍堅持學習音樂、演奏音樂、並透過不同方法推廣音樂。他們的擔當、勇氣與決心,對於如今世代的音樂演奏家和音樂愛好者,都堪稱榜樣。

下文中,讓我們透過作者周光蓁的講述,重溫「香港現代音樂之父」林樂培、著名聲樂家費明儀、知名歌劇導演盧景文、建築師兼小提琴家何承天、知名鋼琴家羅乃新等十位音樂家與藝術相伴一生的苦樂往事。

音樂史學者周光蓁    攝:譚健斌

我之前曾與三聯書店合作另一本音樂歷史書目,名叫《中央樂團史》,講的是北京中央樂團的往事,用了整整十年的時間。寫那本書的經歷讓我明白,寫一本音樂歷史相關的書目需要花很多功夫。因此,我向公司要求差不多一年的無薪假期,去寫這本書。

這本書牽涉到兩件事:第一就是十位音樂家的口述歷史訪問,二是要寫七篇專題文章,講1930至1950年代的香港音樂。這本書的主體是十篇訪問稿,不過要醞釀十個人選出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現在是2018年,能夠見證到1930年代的人,起碼都七、八十歲了。適合做訪問的音樂家要頭腦清醒而且身體健康,能夠和訪問者一起回憶數個小時。而且,與這些老人家做訪問並不是一問一答那麼簡單,比如有一位香港現代音樂之父、九十高齡的作曲大師林樂培。我去探望過他不止一次,要讓一位如此高齡的音樂家回想六、七十年前的事情,訪問時我可能同一個問題要問幾次,好多時候,每次都有不同的答案。(笑)

十位受訪者給我提供的資料很豐富,讓我了解到他們少年時期接觸音樂的過程。他們年輕時生活的年代,的的確確是大時代。從1930年代抗日戰爭之前,到3年8個月香港日治時期,再到戰後重建以及1950年代中港邊界的關閉……那一種時代景況,我們今天很難想象。

因此,這十個口述史其實就是十個個案,讓我們看到這些藝術家如何接觸到音樂,如何開始音樂歷程,直至成為今天這麼成功的音樂前輩。

寫作這本書的過程中,我遇到的最大挑戰就是資料。起初,我很擔心可用的資料不夠,結果我的研究助理幫我找到好多剪報,原來,香港的中英文媒體在1930至1950年代期間,刊載了很多關於音樂的文章。

看到那些文章,讓我很感觸的一點是,如果沒有這些文字和圖片,就沒有我們今天做研究的材料。前人留下的報道以及報道背後體現出的見識與視野,讓今天的我們受益很多。將來,五十年之後,人們想回看2010年的香港音樂,就會找回我們今天寫下的文章。這個給我很大的啟示,也給我很大的責任感,希望盡量寫多一些,也希望同行一起努力,多記錄我們今天所見到的事情。

寫作這本書時,我感動於這些前輩的音樂故事。他們接觸音樂的過程各有不同,尤其是有幾位音樂家是在很偶然的情況下接觸到音樂。當時的氣氛很自由,小孩子可以自主地選擇自己的喜好,和如今父母安排子女學音樂的情況很不同。

唯一一個反例是本地知名流行音樂作曲家黎小田。他的爸爸黎草田也是一位作曲家,而他就像現在香港的很多家長那樣,督促子女去學音樂。我們從黎小田這個個案中,可以看出青少年的反叛,不過,他的反叛最終收穫一個好的結果。爸爸叫他學習古典鋼琴,他不接受,轉去學習流行音樂,到今天也都成為流行音樂的大師。

1946年何承天全家合照  圖:被訪者提供

建築師兼小提琴家何承天的故事也很特別。他是十位受訪者之中,唯一在日治時期的3年8個月中,沒有離開香港的人。正正因為他當時留在香港,可以回憶起當時他和家裡的奶媽一起去利舞台看大戲的情形。日治時期也並不是我們慣常理解的那樣,日本人單向地灌輸一些日本文化給中國人,其實,粵劇在那個時候是蓬勃發展的。

何承天喜歡音樂,自己組成了一個四重奏,成員都是圣約瑟書院的學生,志同道合一起玩音樂,而且全部考入港大。這也說明,音樂和學業是互相不矛盾的。現在的家長教子女不要學樂器,要專注考試,或許可以從何承天的事例中,找到一些啟示。

歌劇總監、藝術教育家盧景文的故事也非常傳奇。如果我們成日都說「贏在起跑線」,那麼盧景文的故事正正相反,他是百份百「輸在起跑線」。但後來他的努力,完全贏過其他人。而且,他不只是在音樂方面有所成就,在十幾歲的時候,他居然已經成為《南華早報》的漫畫作家。

學校裡的辯論隊、足球隊和跳水隊,盧景文全部都有參與。17歲的時候,他身穿燕尾服,成為中英樂團(香港管弦樂團前身)的圓號樂手,很難想象他在幾年之前,也就是12歲的時候考拔萃男書院,英文差到被老師打臉。可是,在短短幾年之後,他竟然取得如此多的成就,還曾以指揮兼作曲家的身份,帶領拔萃男書院贏得校際音樂節冠軍。

初到意大利留學的盧景文(右二)  圖:被訪者提供

盧景文的故事,或許可能讓我們今天的父母學到一些教育小朋友的技巧:放手給他們做,可能效果會更好。我很喜歡鋼琴家羅乃新接受訪問時說過的一句話,當時是無憂無慮、無欲無求。正是在那樣的環境裡面,她的音樂基礎才慢慢養成起來。

說過這些對香港音樂歷史產生影響的中國音樂家,我們再來介紹兩位外國音樂從業者的故事,其中一位是在難民營中教鋼琴的杜蘭夫人。

當時香港難民營有兩個,一個在赤柱,另一個在深水埗。在赤柱的難民營中,有一位音樂家名叫杜蘭夫人,後來成為香港音樂教育界非常重要的人物。

赤柱監獄有一架鋼琴,原本是鋼琴家的杜蘭夫人見到有五、六十個小朋友,就開始教他們彈琴。她用了三年零八個月的時間,發展出一套教小朋友的方法。戰後,杜蘭夫人教出的學生,例如黃懿倫和羅乃新等,漸漸成為香港知名的鋼琴家。杜蘭夫人離開香港回到英國時,曾將自己的九呎史丹威琴,託付給羅乃新;而老師1985年逝世時,羅乃新曾公開形容杜蘭夫人為「影響我一生的中心動力」。

原來,香港戰後一班音樂家的出現,竟然可以追溯到難民營中的兒童鋼琴課。

杜蘭夫人教琴   圖:被訪者提供

另一位對本地音樂文化影響很深的外國人,是璇宮戲院的創辦人歐德禮。璇宮戲院於1951年開始建造,1952年開張,在北角,是歐德利「以商養文」策略的產物。璇宮戲院平時播放美國荷里活最新最靚的彩色電影,用這些收入來養活他的藝術追求。

當時世界知名的音樂家比如鋼琴家Solomon,小提琴家Isaac Stern和大提琴家Pierre Fournier等,都曾在璇宮戲院舉辦音樂會。至於二十世紀指揮巨擘卡拉揚,也曾於1959年帶領維也納愛樂樂團來到香港演出,不過選擇的演出地不是璇宮戲院,而是利舞台。

正是這場被傳媒稱作「香港有史以來最顯赫的音樂盛會」之後,公眾對於專業音樂廳的需求日益迫切。卡拉揚香港音樂會之後不久,香港大會堂建成,為本地文化開啟新的一頁。

一直以來,我們都有一個誤解,覺得英治時期的殖民地政府一定是用英國的文化去同化本地民眾,但是民間這些活躍的音樂活動,以及本地音樂家做出的眾多貢獻,給我們一種全新的理解:那時候,民間的音樂文化非常多元,多姿多彩。

我們今天的音樂家和樂團現在既然有這麼好的條件,怎樣能在藝術職業化的同時,維持原始的追求和熱情,不是為錢去演奏,不為票房而演奏,而真正為愛藝術本身而演奏。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香港音樂的前世今生》

作者:周光蓁

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

出版日期:2017年10月

責任編輯:李夢

編輯:Dai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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