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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連載】面對性侵,我們需要深入思考的事(01)……

【編者按】近期,香港跨欄女王呂麗瑤在社交媒體上公布了自己曾遭受前教練性侵的消息,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大家再次將視點聚焦在性侵犯、性騷擾與未成年人性教育的問題上。

今天,我們就特地選取一本探討香港性別平等的著作《她者:香港女性的現況與挑戰》,與大家一起分享。此次我們與商務印書館合作,對該本著作的部分內容進行連載,希望能讓更多的人對相關問題有更深入的思考。

本書編者簡介:

蔡玉萍,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珠三角社會研究中心主任及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主任。獲英國牛津大學頒授博士學位。主要研究範圍包括性別研究、人口遷移、醫療社會學和政治社會學。

張妙清,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卓敏心理學講座教授及香港亞太研究所所長。張教授在香港始創性別研究,主要研究範圍包括兩性平等、婦女領導、工作與家庭配合,以及跨文化性格評估及心理健康平等課題。

圖:視覺中國

性暴力

雖然性暴力是親密伴侶暴力的其中一種形式,但所涉及的情境及施暴者的類型多樣化,因此本文將個別討論性暴力問題。性暴力的施暴者可以為親密伴侶、家庭成員、工作夥伴、相熟或陌生的人。性暴力涵蓋多種針對女性的非自願性行為。各類報告及文獻交替使用性侵犯、性虐待及性暴力等術語。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以及倫敦衛生和熱帶醫藥學院(WHO & LSHTM, 2010)的定義,性暴力是指“任何人在任何場合下對他人強行施加的非自願性行為、企圖非自願性行為、非自願的性評論、性要求和性交易以及其他直接針對他人性特徵的強迫行為,而不論該行為的施行者與受害人的關係如何。”性暴力的具體行為分為以下四類(Basile & Saltzman, 2002) :

已完成的性行為─在未得受害人同意,或受害人不能表示同意或反對的情況下,涉及插入行為的陰莖與陰戶接觸或陰莖與肛門接觸,不論該接觸如何輕微;口腔與陰莖、陰戶或肛門的接觸;或以手、手指或其他物品插入另一方的肛門或生殖器官;

企圖性行為─在未得受害人同意,或受害人不能表示同意或反對的情況下企圖進行性行為,但沒有完成;

不當性接觸─任何人在未經對方的同意下,或在對方無力同意或拒絕的情況下,故意觸摸(無論直接或透過衣物)對方的生殖器官、肛門、腹股溝、乳房、大腿內側或臀部;

非接觸性虐待─包括偷窺癖、裸露癖、非自願性觀看色情影片、語言或行為的性騷擾、性威脅;在未經對方許可或在對方不知情或無力同意或拒絕的情況下,拍攝對方涉及性意味的裸照。

圖:視覺中國

香港女性受性暴力侵害的普遍情況

香港警務處(2012)的官方統計數據顯示,強姦犯罪率過去數年有所增加。2000至2010年期,共有1,111宗呈報的強姦個案,而年呈報的個案徘徊在70宗(2003年)至136宗(2009年)之間。然而,“強姦”涉及插入的性行為,因此比“性侵犯”或“性虐待”的涵義更窄。警方的統計數字遠低於社會福利署所錄得的數字。後者的數據顯示,僅在2010年,新呈報的性暴力個案總數達343宗(男女合計)。受害者多數為女性(98.8%,339宗)。在這300多宗案件中,非禮佔較高比例(70.8%),其次是強姦(21%)及多種侵犯(6.1%),50.7%施暴者為陌生人,19.0%為朋友,14.0%為僱主、僱員或同事,7.8%為家人或親屬。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多數受害者未有向警方或社會福利署求助,即使是社會福利署所錄得的數字仍只反映實際性暴力個案的冰山一角。

圖:視覺中國

風雨蘭是香港首個性暴力危機中心,在2001至2010年間,共有1,839位性暴力女性受害者向其求助。當中68%為強姦個案,28%為非禮,4%為性騷擾。多數強姦及非禮的受害者 年齡在19至29歲。侵犯者多數是受害者相識的人(81%),其百分比遠超陌生人(19%)。於受害者相識的施暴者當中,31%為好友,16%為親屬,15%為同事或上司,12%為親密伴侶。在親屬中,40% 的施暴者為受害者的父親或繼父。親密關係中的性暴力最常引起身體暴力的發生;於朋友間的性侵犯多數涉及藥物;被親屬性侵犯的女性一般面對持續較長時間的侵犯。直至2008年,風雨蘭的服務對象向警方求助的百分比未有顯著上升,仍有近半數服務對象未有向警方報案。但是,近年愈來愈多的風雨蘭服務對象向警方求助。

圖:視覺中國

2009 至 2010 年一項由東華三院進行,針對性暴力受害者的調查(調查包括60位電話調查受訪者,與 12 位面對面深入訪談受訪者)顯示,僅五分之一的受害者向東華三院芷若園危機介入及支援服務(CEASE Crisis Centre)尋求協助,另外29%的受害者在案發後的 1~20 年後才尋求協助。報告認為,傳統的父權主義 對性暴力受害者於性侵犯方面的態度有着深遠的影響 (東華三院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2011)。

於傳統父權主義的影響下,女性的社會地位一向比男性低微,加上礙於社會對性侵犯受害者存有負面標籤,受害人往往選擇保持沉默。這不但直接影響受害人的反抗意識,更影響她們尋求協助的意願。另一項有關配偶虐打的全港性家庭調查顯示,約 8.9% 和 4.0% 的受訪女性分別在一生中及調查前一年曾遭受配偶的性要脅。而曾遭受配偶性要脅的女性,在調查前一年平均遭受9.4次侵犯(Chan, 2005)。2007 年,另一項於新界元朗區進行的配偶暴力研究發現,11.4% 的受訪者曾於調查前一年遭受親密伴侶的性侵犯 (Choi et al., 2010)。此外,一項針對大學生遭受約會暴力的調查顯示,15.1% 的受訪香港女性在調查前一年曾受到約會伴侶的性要脅(Chan & Straus et al., 2008)。針對七家公立醫院3,245位孕婦的調查亦顯示,約2.5%的受訪者曾遭受身體暴力 或性虐待(Chan et al., 2009)。

這些調查結果反映,女性受到性侵犯及性暴力的情況不容忽視。而社會福利署及警方統計數字與全港及地區性調查所得的數字之間顯著存在差異,充分表明大部分受害者未有向警方或社會福利署尋求協助。

圖:視覺中國

妨礙受害者尋求協助的主要因素包括:受害者認為家庭問題屬私人事件,社會針對性暴力受害者的負面標籤,以及擔心報案會令家庭蒙羞等(Chan, 2012)。部分受害者認為報案對案件並無幫助、擔心報案時會受到警方的責備或無禮對待、警方未能為其案件保密、報案會帶來更多麻煩,甚至導致施暴者向她們報復,加上傳統觀念注重貞操等,種種因素皆令受害者不願意報案(Chan, 2009b)。由於受害者隱瞞不報的比例偏高,警務處及社會福利署掌握的數字很可能僅反映實際情況的冰山一角,而風雨蘭及芷若園等非政府機構掌握的數字只能反映求助者的情況,問題的實際普遍性應更為嚴重。有鑒於此,有代表性的社區調查能更準確呈現問題的真實情況。

(本文選自《她者:香港女性的現況與挑戰》第五章<親密伴侶暴力及性暴力的趨勢、風險因素及相關政策>一篇,作者: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 趙端怡;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蔡玉萍)

《她者——香港女性的現況與挑戰》

主編:蔡玉萍、張妙清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香港)

出版時間:2013年10月

編輯:秦凡洛   責編:江純力

編輯:Laura Q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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