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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秘史】清代皇帝是如何培養起來的

清聖祖康熙

乾隆二十一年(1756),內閣中書趙翼被派充軍機章京,逢早班之期,五鼓即需至值房,「時部院百官未有至者,惟內府蘇喇數人往來,黑暗中殘睡未醒,時複倚柱假寐,然已隱隱望見有白紗燈一點入隆宗門,則皇子進書房也。」

這給當時會試屢次落第的趙翼留下極深的印象,後來憶及,仍不禁感歎「吾輩窮措大專恃讀書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體乃日日如是」(《簷曝雜記》卷1)。直至光緒中期,任職吏部考功司的何剛德黎明時帶領引見入宮,看到年幼近支王公入學,立刻想起「三更燈火五更雞」之說(《春明夢錄》卷下)。

清人對這種要求至嚴的「家法」及其收效頗為得意,乾隆時為皇子授讀的錢載在家信中寫道,「蓋一則習勞、一則聚在一處書房,心力易於定,而他務及外務均不得而使之近,此天家之善教也」(《郎潛紀聞四筆》卷10),這當然是鑒於前朝皇子或顢頇無知、或結黨亂政而言的。

上書房課讀制度的形成

清朝重視皇子教育的傳統始于清聖祖,這應與其早年經歷有關。聖祖六齡即位,並未接受系統的教育,僅能跟隨兩名略通文字的內監學習句讀與書法,至親政後始有機會發奮勤學,五更即起讀書,「竟至過勞,痰中帶血,亦未少輟」(《庭訓格言》),並延納儒臣、舉行經筵日講。

因此,當皇子臨近入學之齡時,聖祖對於師傅的選擇、課程的設置均有過縝密的考慮,而上書房課讀的雛形即隱然其中。

由於康熙朝尚實行公開建儲之制,相較于其他皇子,皇太子胤礽的教育最受聖祖關注,亦留下了更詳細的史料。胤礽年幼時是由聖祖親自加以訓誨,「告以祖宗典型,守成當若何、用兵當若何,又教之以經史,凡往古成敗、人心向背,事事指示精詳」(《清聖祖實錄》卷234),這在清朝可謂鮮見。

胤礽稍長後,聖祖曾先後簡派張英、熊賜履、李光地等為其授讀,並命老成翰林時相隨從。康熙二十六年(1687),胤礽年已十四,讀完五經,聖祖乃正式為之選擇講官,經過與閣臣的討論,最終確定為工部尚書湯斌、吏部尚書達哈塔與少詹事耿介三人,並於六月初九日起為胤礽課讀,聖祖時常前往檢查。

至於其他皇子,則並不能享有這種待遇,往往是年齡相仿者集中在一起就讀,似亦無固定的師傅。不過,當皇太子與諸皇子皆在宮中時則一同讀書,讀書之處即是後來的上書房。

其次是課程設置的問題。清朝作為滿洲征服王朝,制度設計一方面需注意平衡滿漢,另方面則強調「國俗」與滿洲認同,避免同化。

胤礽的講官之一達哈塔為滿洲正白旗人,不識漢字,聖祖特別召見訓諭:「講解書義,有湯斌等在,爾惟引若等奉侍皇太子,導以滿洲禮法,勿染漢習可也。」(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起居注》)足見其用心之深。就《起居注》所載來看,胤礽清晨開始讀書,先讀經書,巳時練習滿漢文書法,隨後反復誦讀本日所學經文,傍晚外出練習騎射,晚間講官檢查當日學業,任取一段經文令太子講解,至此才結束一天的課程。

值得一提的是,聖祖自言「朕幼年讀書必以一百二十遍為率,蓋不如此則義理不能淹通」(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十日《起居注》),因此也要求諸皇子按此強度背誦,胤礽往往在午後開始誦讀,至傍晚才可誦滿120遍。

【紫禁城秘史】清代皇帝是如何培養起來的

清代宮廷畫家繪雍正皇帝讀書像  圖:故宮博物院

世宗即位時,三子弘時二十歲,四子弘曆、五子弘晝俱僅十三歲,正為讀書之齡,此先已由庶起士福敏授讀數年。雍正元年(1723)正月,世宗命朱軾、張廷玉、徐元夢、稽曽筠為皇子師傅,由欽天監選擇吉日開講,其後又有蔡世遠、梁詩正、任啟運等年輩稍低的翰林入直。乾隆元年(1736)正月,高宗命鄂爾泰、張廷玉、朱軾、福敏、徐元夢等為皇子師傅,為時年九歲的皇長子永璜、七歲的次子永璉授讀。世宗、高宗父子都在改元之歲首宣佈皇子就傅,顯然是欲鄭重其事。不過此時課讀皇子並無固定場所,曾先後換過南薰殿、西長房、兆祥所、咸福宮等幾處地點。

乾隆朝是上書房課讀走向制度化的關鍵時期。乾隆初,高宗選擇乾清門內東廡五間作為上書房的固定場所,據昭梿言,選擇此處是因為「近在禁禦,以便上稽查也」(《嘯亭續錄》卷3),皇帝在乾清宮中即可聽到皇子讀書之聲。其次是上書房總師傅的產生,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侍郎介福、觀保、蔡新為上書房總師傅,後來則更多以大學士、尚書等貴臣派充,專司稽查。複次是「皇子六歲入學」家法的確立,並推及至于近支子孫,雖然尚不清楚這一變更具體發生於何時,不過在乾隆四十三年的一份上諭中,高宗已然將之形容為「我國家之制」,並作為清朝皇子教育遠勝於先代的例證(《清高宗實錄》卷1067)。在退位前一年,高宗已五世同堂,自皇子以至元孫皆在上書房讀書,上書房課讀至此達到巔峰。

不過必須說明的是,上書房無印信、無額定實缺,並非官署,上書房行走是派差,各官均另有其本職。在乾隆初確定固定位址前,上書房僅是一種泛稱,其滿文作dergi bithei boo,dergi有尊上之意,故漢字有「上」、「尚」兩種歧寫,《禦制增訂清文鑒》釋為「內廷阿哥讀書之所」(dorgi agesai bithe hūlara ba),滿人舊有「書房」(bithei boo)之稱,或因皇子讀書所在,故加dergi以示尊崇。

晚清以來學者就上書房的始設年代問題聚訟未決、歧說紛出,事實上,從康熙朝皇子讀書開始,宮中大抵即有上書房之稱,最終在乾隆朝形成完善的課讀制度,因此沒有必要亦不可能追溯到一個確切的初始年份。

書房課程與作息

前述胤礽的課程只是早期皇子教育的一種嘗試,雍乾以降,無論是課程強度、學習內容還是儀式規範,皆較之前有了明顯的完善。

皇子入學首先要學習的是尊師,這主要體現在儀式上,清朝皇子的地位甚為尊崇,王公大臣皆須雙膝跪行禮,湯斌為胤礽課讀時,雖是坐講,但見面、授書時仍需跪拜。雍正元年弘曆等入學時,世宗本擬令皇子拜見,後因諸師傅惶恐不敢受,乃改為皇子作揖,諸師傅站立受禮,從此成為皇子拜師禮之定制。平日授讀時,諸師傅亦不必向皇子跪拜,不過這只限於漢臣,由於八旗制度下形成的強烈的主僕意識,教授滿蒙語文與騎射的諳達仍需向皇子長跪請安,口稱奴才。

學習尊師的另一方面來自皇帝以身示範的影響。上書房總師傅固是由重臣兼充,不過真正為皇子授讀的諸師傅多系以翰林派充,品秩不高,皇帝對之十分尊重,時加問候、賞賜,以確立師傅在皇子間的權威。世宗某次駕臨書房,梁詩正正為弘曆作大字,世宗見「墨漬袍袖」,特命弘曆在一旁護持(《郎潛紀聞三筆》卷11)。

就漢文經典的學習來說,上書房根據就讀皇子皇孫的年齡與程度,分為若干房,由不同的師傅授讀。當時雖沒有一份明晰的課讀章程,但歷任師傅遵循的讀書次第與範圍是大致相同的,即由經學而史學而詞章,這可從高宗與仁宗的回憶中得證。高宗九歲讀書,十四歲學作文,至二十歲「其間朝夕從事者,四書五經、性理、綱目、大學衍義、古文淵鑒等書」(《樂善堂全集》庚戌年原序);仁宗六歲隨覺羅奉寬讀書,十三歲時粗通五經,改從謝墉學今體詩,十七歲又師從朱珪學習古詩古文(《味餘書屋全集》定本序)。

【紫禁城秘史】清代皇帝是如何培養起來的

故宮一景  攝:daisy

上書房讀書的定制是所謂「卯入申出」,亦即說皇子每天最多有近12小時在書房中度過,暑熱時則改為午初(11時餘)散學,此外每年僅有六天放假,即元旦、端午、中秋、本人生日、萬壽日及前一日,甚至除夕也只是提前至辰時散學而已。

那麼,皇子們每日在書房中的讀書生活又是如何?這方面最詳細的材料來自宣宗第七子奕譞(後封醇親王,即德宗本生父)所撰的一部專記「宮闕軼事」的《竹窗筆記》(影印本見《故宮珍本叢刊》第585冊)。據其回憶,皇子與師傅均卯時至書房,隨後由諳達教習騎射、滿蒙語文與翻譯,歷時約四刻,早餐(辰初二刻)後至晚餐(午正)前溫習舊書、講授新書,午餐後寫字,讀古文古詩,稍年長者加讀《通鑒》,並練習作詩,暇時亦偶爾學作賦,但不學八股。

兩餐是皇子的固定休息時間,此外每天亦有一二次休息機會,需要經由師傅同意,每次不過一刻,只能在書房下屋小憩,不可外出四處走動。這是道光朝的情況,其他時段雖限於史料不可詳知,不過應與此大致相似,可以說清朝皇子皇孫讀書的強度是相當大的。

皇子六歲入學,在二十余歲封爵分府、搬出宮中前,都必須在上書房苦讀,如少年封爵、並無職任者,雖已分府亦須前來讀書,只是午後即可散學,以示區別。在近二十年的讀書階段,師傅的教導對於皇子的成學有直接影響。在上書房中,師傅無論其品秩的高低,對皇子而言都處於絕對的權威地位。如皇子讀書不認真,師傅可以罰書、罰字、罰站,皇子「惟師傅之命是聽」;逢早晚餐時,「師傅准去吃飯方去」,否則隨侍諳達與內監「無敢催促者」,傍晚散學時亦然(《竹窗筆記》)。

書房中的人情與政治

自秘密立儲實施後,清朝對皇子的約束愈加嚴格,時時防範其與大臣結交。如文首引錢載之言,上書房課讀事實上將皇子束縛于此,令其不得參與外務,如此便不難理解何以有皇子年近三十、分府已久,仍需每日前來讀書。咸豐五年(1855)七月,文宗與恭親王奕因康慈皇太后喪儀發生衝突,上諭罷奕職差,「仍在內廷行走、上書房讀書」,「俾自知敬慎,勿再蹈愆尤」(《清文宗實錄》卷173),由此可見上書房約束近支宗親的功用。整體而言,清朝的約束政策是相當成功的。

不過,對於深居宮內的年輕皇子來說,書房是為數不多的可與外朝交流的場所,很多重要的人際關係乃至政治資源都來自這二十年的讀書生活。

其中最為重要的當然是師生之誼。皇子在分府之前,所熟識的朝廷大臣僅有諸位師傅,朝夕過從,終生感念。

奕譞六歲入學,師從朱鳳標十六年,「吾師慈祥善誘,訓誨周摯,課程誦讀之暇,凡餘一言一動,師輒援引經義、曲加譬擬化導,責備尤嚴」。咸豐十一年(1861)奕譞受任御前大臣,朱鳳標慮其年少而膺重任,恐有過失,「頻錫手書,訓勉備至」,奕譞來拜會時,亦必耳提面命,反復訓誡。奕譞對恩師感念至深,曾形容為「如負冬日,不可暫離」(《窗課存稿》自序),朱鳳標逝世後,奕譞特將早年經其批改的詩稿匯刻一冊,以示紀念。

不過在清朝前中期,為了避免結黨之嫌,師生間的往來是相當謹慎克制的,絕對不會牽涉至朝政層面。在上書房讀書的皇子會時常與各位師傅詩文唱和,這當然是課程訓練的一部分。皇子分府離開上書房後,師生之誼仍然存續,如高宗第六子永瑢、第十一子永瑆成年後與蔡新、謝墉、錢載、周煌、金甡諸師都有密切的聯絡,時有詩文唱和,蔡新、錢載晚年致仕歸裡,文集編訂後都寄送永瑆,由其作序付梓;謝墉晚年獲譴在京,永瑆特在熱河挑選京中難得的野蔬、幹肉、鹿肉饋送恩師(《詒晉齋集》卷5)。

討論書房中的師生關係則不能不提到清季稗史中盛傳的奕詝(文宗)與奕的競爭。民初徐珂編訂的《清朝野史大觀》中輯有一則軼聞,言宣宗時皇子射獵南苑,奕詝之師杜受田深知奕詝騎射不如奕,遂教導其不發一槍一箭,宣宗若問,則答以春季不忍傷生,奕詝遵計而行,宣宗果然大喜,稱其有君子之度。

類似的故事還有不少,大致將奕詝得立歸因於杜受田的心計,如果考慮到文宗即位後對杜受田倚任之深,此種傳說恐非空穴來風。同時就讀、年齡相仿的皇子都希望得到皇父的青睞、甚至成為心中默定的儲君,暗中競爭自然不可避免,而師傅正成為皇子背後的堅定支持者。

這種競爭當然都是暗中進行的,皇子的日常姿態必須謙和友愛,對他們而言上書房又成為培育、展現昆仲之情的最佳場所,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已是和睦手足的一種象徵。道光元年(1821)冬至,宣宗來到上書房,想到即位逾年「不得至書帷與諸弟相親」,不禁大發感概:「去歲冬日曾至上書房,寒窗相對、昆弟言懷,本月十九日幾務之暇,偶複臨憩,撫簡編而如舊,感駒隙之遞遷,惟期諸弟樂善為懷、毋忘夙誨也」(宣宗《禦制詩初集》卷4)。

皇子之間最常見的聯絡方式是詩文唱和、品評書畫,仁宗早年與永瑆、永璘兩兄弟同住毓慶宮,又在上書房同室讀書,先後二十餘年,感情最篤,故詩稿中有大量與二人的酬唱之作。諸兄弟冬日讀書時,往往以吟詠為樂,並輯為《尚書房消寒雜詠》一冊,乾隆四十九年(1784)永瑆又題詩其上存念,不久永琰(仁宗)用原韻相和,至五十一年,早已離開書房的皇六子永瑢又用別韻唱和三首,憶及舊日「天家開講席」的盛況(《九思堂詩鈔》卷4)。內廷皇子的昆仲友愛,正是通過這些書房唱和之作展示給外廷臣僚。

最後需要一提的是書房中的隨侍人員,即哈哈珠子。此詞是滿文haha juse的音寫,意為幼童,但「非年屆十八歲弗用,僅存其意而已」(《聽雨叢談》卷12)。

皇子各配八名哈哈珠子,負責料理雜務,他們出身八旗閒散,與皇子年輩相仿,容易得到信任,在清初尤其如此。胤礽身邊的親信哈哈珠子德住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突然因「悖亂」被處死,事關機密,詳情已不可考知,極有可能是因涉入宮闈政爭,聖祖希望以此警示胤礽。不過隨著後來對皇子的約束日益嚴格以及八旗制度的改革,哈哈珠子由八旗、內務府統一挑補,不可能再作為皇子的私屬性力量參與政治角逐。

來源:澎湃

編輯:Win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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