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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寫】從歷史角度睇香港的「外部勢力」如何運作

【特寫】從歷史角度睇香港的「外部勢力」如何運作
圖:資料圖

文:冬日陽光的小書房

通過努力,讓香港這座小城回歸本源,成為一座正常的港口城市,無論是經濟還是民生抑或是政治,都回歸正常,讓香港市民的生活,不再受到政治符號的影響,或許這才是真正香港市民想要的生活。

香港回歸20多年,「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己經到了中期。然而,在這20多年中,這座被譽為「東方之珠」的小城並不平靜。

1998年,全球金融風暴,香港經濟一落千丈;2003年,反對派組織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遊行;2012年,學民思潮牽頭的反國民教育遊行;2014年,學聯號召的非法佔領中環運動;到2016年,港獨勢力抬頭,在街頭、在立法會上演一幕幕精心預謀的鬧劇。

而黃之鋒等「港獨」勢力又應「台獨」分子邀請,去台灣會談——在與「台獨」分子見面之後,又與民運分子王丹見面合影,由此可見:香港這座小城背後,並不是表像看見的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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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之鋒。圖:資料圖

面對香港的這些亂象,外交部發言人不止一次警告:香港事務是中國內政,不容外部勢力干預。

而前行政長官梁振英也曾多次指出:違法大規模群眾事件包括占中在內,都有外部勢力插手香港本地政治的問題存在。而我們所見,每次有類似的事件發生時,總會看到一些西方面孔在現場「徘徊」。

那麼,香港這塊彈丸之地到底有沒有所謂的「外部勢力」呢?不如讓我們來一起看看歷史。

二戰時期,香港曾與里斯本、卡薩布蘭卡並稱「世界三大諜都」。國共之間、中日之間、世界各大國之間的情報戰,都把香港作為主戰場。二戰結束後,里斯本與卡薩布蘭卡的情報中心功能也隨之消失,香港卻因其特殊的政治與地緣環境,繼續扮演著「東方諜都」的角色。

國共內戰時期,香港由於地處兩岸三地交匯處,又有眾多外國領事館駐紮于此,成為了國共兩黨特工重要的情報戰場。1949年後,香港又成為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與中國進行情報角力的樞紐城市。

當斯諾登在香港躲匿時,接受《衛報》採訪中講道,美國駐香港領事館內,至少有15名人員是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特工;而當時作為斯的代表塗謹申也表示香港從前的確是「情報中轉站」,香港作為亞太區重要的交通樞紐,在自由商貿環境下容易設立國際商行,方便掩護收集情報工作,而且香港又曾經是英國殖民地,西方人在港活動理所當然,所以世界多國都曾派人在港收集情報。

而當斯諾登爆出美國情報機構入侵香港中文大學網路,我們才知道美國特工直接在香港的情報心臟轉了一圈,因為中文大學網路不僅為一間院校服務,還是香港互聯網交換中心的所在地,所有從香港發出的互聯網資訊都經過這裡。

然而,比起美國情報機構在港的良苦用心,英國特工多年的苦心經營、精心部署,則是過之而無不及。在這裡,給大家引入一個概念:政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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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圖:資料圖

「政治部」的由來

1931年英國反間諜機構軍情五處被改編成為安全局,通過這次改編,軍情五處被正式確定負責英國本土及所有海外殖民地的反間諜及安全工作,安全局也因此獲得了在所有殖民地設立分支機搆的權利和相關預算。

在同一時期,幾乎所有的英國殖民地均設置了「政治部」這樣的軍情五處分支機搆,在名義上隸屬當地員警部門,但都直接對軍情五處負責,並由所在地區和國家納稅人承擔經費,其中部分機構後來直接轉變成當地的情報機構,例如在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等仍然與英國保持密切聯繫的英聯邦國家。

而遠東地區軍情五處的總部設在新加坡,香港當時在英國的殖民地中戰略地位排名不高,所以那時的香港「政治部」僅作為存在性機構而已,直到二戰爆發該機構也沒有任何拿得出手的成就。

「政治部」,英文名為Special Branch,字面翻譯是「特殊部門」,雛形初成於1934年,名義上隸屬於香港警隊,由警務處副處長指揮,實際上直接隸屬英國軍情五處(MI5),主要責任為反間諜及收集情報等多類特殊任務。

分佈在香港的英方情報人員,向軍情五處三科負責,軍情五處的安全聯絡官辦公處設在駐港英軍總部內,遇到要事可無須通傳,直接謁見港督、三軍司令和警務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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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時香港。圖:資料圖

1946年,政治部被納入香港警隊架構中。上世紀50年代中期,政治部大力收集中國等國家的情報,並且嚴密防範和偵察大陸方面的中國共產黨以及來自臺灣的中國國民黨在香港進行顛覆和間諜活動。

最初,政治部只有200多人,到1967年香港發生「六七暴動」,港英方面要求政治部全力滲透左派人士,加強政治部人員配備。

到上世紀80年代的高峰期,包括文職人員在內,政治部最多時達到1200人。

在當時的香港,「政治部」淩駕於一切執法部門之上,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從雙十暴亂、喀什米爾公主號爆炸、六七暴動、到廉政公署成立等影響香港歷史的重大事件背後均有「政治部」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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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圖:資料圖

情報獲取

香港前立法會反對派議員司徒華在回憶錄談及英國政府在港設立的政治部,對他們收集情報的能力歎為觀止。司徒華在書中也寫道在政治部的協助下,安排數百人由內地偷渡直接移居國外。

中英之間的情報戰,在九七年回歸之前,針鋒相對的兩個部門就是港英方面的政治部,以及中國方面的新華社香港分社。英國方面就以對中方人員進行長期竊聽、跟蹤、監視等手段獲取情報。

上世紀80年代曾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許家屯在《許家屯香港回憶錄》回憶到,當時港英政府對新華社香港分社內部的一舉一動都要進行監控,以至於分社成員開會、打電話向北京報告,都不得不跨過羅湖橋,回到深圳再行動,以防行蹤暴露,或電話被竊聽。僅以竊聽手段為例,港英時期,政治部竊聽手段主要有三種。

2005年,香港第二任行政長官曾蔭權上任,上任前決定將特首官邸搬到禮賓府。在禮賓府翻新裝修時,意外發現禮賓府內遍佈竊聽器,時有媒體報導:「包括客廳、臥室以至浴室都『不乾淨』」。

禮賓府發現竊聽器後,曾蔭權拒絕對此事進行評論,但媒體曾報導,香港政府保安局在九七回歸後,徹底檢查過禮賓府,並移走所有竊聽器。

如果報導無誤,此次發現的竊聽器當是九七後安裝進去的,這不僅對港府的情報安全構成重大威脅,也暗示港府內部人員的『不乾淨』。

港英政治部獲取情報,通常通過間諜、收買線人以及行動組這三種主要方式來完成。間諜常以英國駐港外交官、各大企業機構工作人員等身份做掩護。

外交官通常以領事館三秘等身份為主,便於以體面的身份出入於上流社會,結交各方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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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料圖

一位前英國外交官曾回憶,為了融入香港,他不得不苦學茶藝,以便以「中國通」的形象出現在華人面前,一方面可以與華人找到共同話題,另一方面也會使對方降低警惕性。

政治部行動組收集行動情報,在資訊尚不發達的年代,看上去比較老套。他們有時甚至會在香港與深圳交界處的羅湖口岸附近,探取遊客傳聞。

今天看上去很不靠譜的一些坊間謠傳,在大陸漫長的封閉歲月裡,卻常常是港英第一手情報的來源,例如唐山大地震、四人幫倒臺等,就是通過「遊客傳聞」的管道為港英知曉。

以至於當時有些政治部特工,在工作之餘,把打探到的情報,寫成故事投稿給報社,以賺取外快。

至於收買線人, 根據香港前「政治部」人員「羅亞」著的《政治部回憶錄》記載,港英政治部透過各種管道在學聯中選錄線人,以防止學運衝擊港英政府或被中國政府利用,而這些「內間」學生畢業後入職政府,反而獲得扶持,仕途反能「平步青雲」。

六十年代,當時政治部是由反間諜部門內「反共產顛覆活動」組別內特工負責,辦法就是從各大專學生會職員中,找尋可錄用之徒,以厚餌重酬收為「內間」,提供會議紀錄及組織人物情報,令港英政府對學運發展有相當的掌握。

政治部從學聯領袖中找尋身家清白者,例如其家長父執輩背景為公務員或正當英資商行職員,使用適當壓力接觸及給予好處後,多能成事。其家長影響力即使不為所用,也構成保險作用,不致壞事。

一項不為人知的從大學領袖中招錄「內間」手法,就是利用部分香港大學內的馬來西亞及新加坡交換生,以經濟移民局簽證為餌,控制當時部分由留學生把持的學生會組織。

對於一些在七十年代曾經一時極端活躍學界分子,部分仍獲躋身政府官員架構,並能扶搖直上,《政治部回憶錄》指出,這並非是政治部能力不足,造成「漏網之魚」,因為這些人,很可能就是當年政治部所安插的線人。

因為,在學生運動期間,如果能與政治部「合作」的人士,或持「內間」地位者,畢業後入職政府不僅獲得扶持,仕途也能「平步青雲」。

由此,我們不禁聯想到,回歸20年,香港那些激進學生無論是在反國教,還是在違法占中,抑或是「支那」論,都是沖在反中反共的前頭,兩者之間是否有關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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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郊區。圖:資料圖

港英「政治部」的成就

1949年內戰結束,中央政府曾經為是否收復香港而進行過認真的討論,結論是暫時留下香港作為中國對外的視窗。這也表示港英政府將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維持英國在香港的統治地位。

中國政府和英國政府通過秘密接觸,達成了一定的共識。中國政府承諾不會武力收復香港,但是英國必須恪守以下原則:

1.不能攻擊或者搜查中國政府在香港的機構;

2.不得使香港成為反華的基地;

3.不得以香港為入侵中國的軍事基地。

基於這三條原則,當時的港英當局和中國政府建立了非常微妙的互動關係,雖然對新中國的紅色政權無好感,但為了保住香港的治權,也不敢輕易挑戰這些底線。

而此階段「政治部」的主要工作除了瓦解國民黨在香港的殘餘勢力外,還對一股以國民黨將軍張發奎和中共張國燾為代表的閒散政治力量、由美國支持且打算在菲律賓建立武裝基地反攻廣東、被稱為第三勢力的聯盟組織進行瓦解和滲透。

1955年,中國被西方世界孤立,為了打開局面,應印尼總理的邀請,周恩來總理決定參加在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由於當時中國沒有遠端飛機,經與印度方面商討後,決定將印度航空公司的「喀什米爾公主號」臨時改為專機,從香港搭乘中國代表團前往萬隆。

儘管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嚴密,但在當年諜影密佈的香港,這一消息還是被洩露。為阻止新中國的外交突圍,國民黨情報人員決定策劃謀殺行動,於是用50萬港幣收買了香港啟德機場清潔員周駒。後者秘密在周恩來預定搭乘的飛機右翼輪艙處安裝了一顆定時炸彈。

「喀什米爾公主號」起飛後約5小時,立即發生爆炸,機上11名乘客全部遇難,只有3名機組人員生還。所幸,臨行前,周恩來總理因故改變行程,並沒有搭乘這架飛機,躲過了一劫。

事發後,港英政治部經過調查,鎖定了嫌疑人周駒。然而,試圖在各種政治勢力中玩平衡的港英當局,卻沒有逮捕周駒,而是使用慣用的手法,默許台灣情報人員以將其帶離香港,以此方式將其驅逐出香港。

這一做法引起了中方的極大不滿,認為港府縱容這種可恥的恐怖行徑,有包庇臺灣特工的嫌疑。

1966年,國內發生文化大革命,同年,澳門發生「一二•三運動」,葡萄牙政府被迫向華人妥協,這一切鼓舞了香港左派,於是,反殖民反暴政的抗英運動被點燃。

1967年5月,位於九龍新蒲崗大有街的新蒲崗塑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警方調停不果,防暴隊採取行動,逮捕21名工人,這一行為激怒了左派人士,引發大規模工潮,進而蔓延到整個香港。

工人與其他支持者手持《毛主席語錄》,高喊口號,上街遊行示威。香港警方則施放催淚彈及木彈驅散示威者,並拘捕了不少左派人士。

而在整個「六七暴動」(亦稱六七左派工會暴動和香港五月風暴,當時參與及支持者稱它為反英抗暴)中,港英政治部為維護港英政府的統治立下了汗馬功勞。

運動初期,港府並未做出過於激烈的反應:一方面是準備不足,香港警隊大部分警員並未受過鎮壓訓練,也缺乏相關器材;另一方面港府必須掌握中國政府到底對此是何態度,否則很可能因此演變成中英之間的戰爭。

在這個節骨眼上,「政治部」通過監聽廣東方面的軍事調動情況,判定解放軍並無異常調動。此外,他們從滲透到左翼團體中的情報人員口中得知中國軍隊並未參與其中。

在掌握中國政府的態度之後,港英政府開始出手對左派進行致命打擊,包括實行宵禁,動用英國訪港航空母艦的直升機大規模抓捕左派人士,並將他們關押於摩星嶺四號白屋進行秘密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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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諾登。圖:資料圖

「政治部」在六七暴動中表現出色,整個香港警隊也發揮了超乎尋常的作用,因此在事件平息後香港員警被授予「皇家」稱號,英國政府往往授予有英勇表現的軍事和員警力量以皇家頭銜。

香港傳媒曾經報導了這樣一則回憶錄:1967年,受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香港左派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反殖民」遊行示威,反抗港英政府,社會出現了動盪。這時,在抗議港英暴政的華人中,忽然出現了一個會講華語,政治立場激進的英國人。

這名英國人對社會主義有著強烈的信仰,他經常參加歌頌共產黨和毛主席的會議,並上臺發表譴責英美帝國主義、歌頌毛主席和無產階級專政新中國的演講,一時間,得到許多左派人士的信任,甚至把左派陣容內幕及活動的細節完全告訴這名英國人。後來,「六七暴動」遭到港英當局的鎮壓,香港恢復平靜後,這名英國人也忽然銷聲匿跡。

直到1997年香港回歸前,才有人忽然發現這名英國人在港府特務組織——香港警務處政治部出現,並且,還是一個地位不低的「特別顧問」。許多當事人才恍然大悟:難怪當年港英當局情報如此準確,抓捕左派人士如此精准!

六七暴動之後,港英政治部勢力更加壯大,有原來最初的200餘人,發展到1200餘人,還有不計其數的情報人員、線人滲透在香港各個角落,其開展情報活動的手段也更加專業和老道。

1970年代末,國際恐怖主義抬頭,整個香港警隊都做好了投入反恐行動的準備。「政治部」除原有的Special Branch外,重新劃分出「保安部」(Security Branch),負責警隊內部和重要政府部門的內部保安工作,防止恐怖分子及敵對國家的特工滲透進此類部門。也就是說,此時「政治部」從一個SB變成了兩個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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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料圖

滲透

如果說,竊聽器可通過儀器檢測予以拆除的話,那麼當年英國交還香港時埋伏下來的特工,其隱蔽則難以發覺。

從香港媒體許多公開報導來看,除了神秘的港英政治部之外,英國方面還將部分特工安插在政府機構、重要組織裡,如銀行、馬會、學校等,而被認為滲透嚴重的機關之一,就包括廉政公署(ICAC)。

眾所周知,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是香港警隊最為腐敗的時代,為了整飭吏治,在1974年,時任港督麥理浩成立廉政公署,其完全獨立於過去所有的公務員機構,廉政專員也僅向港督一人負責。

當時廉政公署的主力由三部分組成:英國調來的官員、具有理想抱負的華人青年,還有一個重要的來源,那就是「政治部」抽調的官員。

當時,廉政公署首任廉政專員由前民政司姬達出任,而首任執行處處長,就是英國軍情五處特工、香港警隊政治部主管彭定國。

事實上,廉政公署的權力極為特別,甚至帶有特工的色彩,法律允許其使用包括電話監聽、跟蹤、臥底等權力,是香港政府最為鋒利的「刀把子」之一。這也使得廉政公署既是反腐肅貪的利器,也是合法清除異己的工具。

《東方日報》就曾指出:(回歸前夕),港英政府解散政治部,把大批情報人員放進廉署,為九七後左右香江政局打下無數暗樁。

《亞洲週刊》也引述一份北京關於香港問題的報告,「廉署在回歸前是彭定康操控的准特務機構」,「屬於香港權力最大、工作性質最為特殊的執法機構。由於這個機構的工作方式和偵查手段都非常獨特,屬於最核心的部門,因而一直受到港英當局嚴密控制並安插大批身份特殊的人進入」。

文章還提到,英國的情報刺探工作也使北京警惕,廉署作為「特區最鋒利的刀把子」,正刺向特區政府,甚至會刺向中聯辦和北京的駐港機構。

香港回歸時,除了原先英籍的廉政專員外,其餘1300多名廉署人員幾乎是原班人馬直接過渡進入特區政府。

目前,該署中上層負責人基本上是在回歸前進入廉署的,其真實身份以及政治傾向如何,當中有多少港英政治部的潛伏特工,大都難以調查清楚。

香港回歸後,廉政公署設立廉政專員,廉政專員獨立行使職權,在法律上只向行政長官負責,而詭異的是,行政長官甚至廉政專員對廉政公署的許多行為,實際上並難以掌控。

澳門《新華澳報》一篇題為《香港高官屢遭「爆料」背後諜影重重》的文章就曾指出:廉政公署實際上被神秘的「隱形人」所控制。

據當時媒體報導,2011年3月18日下午,香港廉政公署以「涉嫌賄選」為由,將練馬師簡炳墀拘捕。而詭異的是,當天上午廉政公署廉政專員湯顯明還在與其一起打高爾夫球。消息曝光,湯顯明極為尷尬,作為廉政專員,他竟然不清楚廉政公署的行動!

而早在2006年,羅范椒芬也曾一度擔任廉政專員,但有資料稱,羅范椒芬在領導這個部門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內,備受廉署內部排斥,很多事情都瞞著她去做,對廉署的工作方向及偵查的案件等重大問題更難以過問,僅僅一年多就因小事而被迫辭職。

結合近些年香港發生的事,廉政公署似乎已經成為刺向香港特區政府的一把鋒利的劍。

它執法的雙重標準:對反對派人士明顯的違法行為,如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收受佔中主謀黎智英的政治獻金,他們視若無物,遲遲不起訴,甚至無視強烈的輿論和社會反應。相反,對愛國愛港人士在社會生活或營商過程中出現的瑕疵,卻重錘出擊,抓住不放,採用各種特殊手段收集證據,立案起訴。

2012年,梁振英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後,任命麥齊光為發展局局長,結果短短12天時間,麥就被人揭發涉嫌28年前詐騙政府租金津貼而宣佈辭職,麥齊光成為新一屆港府首位涉貪下臺的局長。

在麥齊光事件中,廉署「閃電式」調查與拘捕麥齊光,根本沒有向梁報告,只是在拘捕半小時前通知了行政長官梁振英,令梁措手不及。時任政務司長的林鄭月娥也因不瞭解案情而在此之前為麥政治擔保,造成極大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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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料圖

結語

由於政治部工作高度保密,且英國情報機構對其他英聯邦國家也有類似機構,因此,直到今天,有關港英政治部的內部架構,仍然難以被外界知曉全貌。

1997年香港回歸前,英國情報當局銷毀或帶走該部門的檔案資料,所有電腦、影印機、軟碟資料全部由英國軍方或租用船隻飛機直接運回英國,所有檔案材料都由倫敦的軍情六處直接保管,資料被鑒定為英國軍隊所有,所以外界很少有人知道這個神秘部門的真實面目。

而至今,香港政務界和警界有哪些人曾經是政治部培訓過的,仍然無人知曉。

這意味著,港英政治部雖然已於1995年解散,但卻陰魂不散,回歸前他們對香港社會全面深度的滲透,掌握了大量政府高級公務員的絕密資料,包括個人污點、個人升遷軌跡等,我們不清楚他們通過這些資料,控制了多少官員;讓我們更不可預計的是:在英方認為有必要時,完全可以利用在港的媒體,對哪位愛國愛港官員發放不利消息,將其作為打擊目標,借香港去牽引中國精力,甚至擁有利用香港建立起一套全新的反華基地的能力——這才是讓香港愛國港人最為忌憚的地方。

儘管隨著改革開放和中國大陸經濟的發展,香港這座小城正在逐漸回歸其本源地位,畢竟只是一座港口城市,無論是GDP還是經濟總量,對於全國經濟而言,早已無足輕重。

然而,香港是「一國兩制」的象徵,是重要的政治符號,其政治符號意義要遠遠大於其經濟作用。對於這樣的一個小城而言,承載太重要的政治符號意義,難免有些能不配位。香港人的生活也因為特殊政治符號意義,與其他的城市居民多少略有不同。

香港回歸二十多年了,這二十多年,是主權的回歸,而非城市定位的回歸,更非香港人生活的回歸。對於800萬普通香港人而言,並不想像那些活躍在媒體風頭浪尖的產業大亨或者是政治明星們一樣的生活;只想過與中國其他城市一樣的、市民生活——可以受到高等教育,可以有很好的醫療保障,可以有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自己的生活,可以不必再背負特殊的政治符號,多賺點錢,過的好一些。

二戰之後,斯里蘭卡和里斯本已經淡化了其在情報史上的作用——香港什麼時候可以在這一身份上真正意義的回歸呢?

責編:CW

編輯:Chen Ching W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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