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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倩儀

商務印書館前總編輯

文革與香港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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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與香港的我

「真相是需要客觀冷靜地檢查和研究的。」

文|張倩儀

今年是文革啟動五十周年,結束四十周年。它與我何干?

我一直以為文革的時候我去過中國。因為我的母親人從廣州來香港,在廣州還有很親很親的家人。這些很親很親的家人,當然也是我很親的人了,所以小時候好幾次回廣州探外婆。從那一整天的去程,我記得邊防解放軍上了刺刀的槍;記得海關對待外地來的人很粗暴,現在想起來可能我們都被視為階級敵人;記得要在火車上喊「毛主席萬歲」。

我內心一直以「我見過文革時的中國」,作為一種閱歷。

前些年問母親,我們文革時怎麼去探外婆?她說:「最高峰時那敢去?」原來那種種刺刀、行李從搜檢桌推到地上的驚歷,是在文革後期,政治風暴已相對舒緩的時候。雖然如此,我畢竟算是經歷過文革啦!

絕不引以為榮。只是自以為我對文革,既有親歷,又讀了一些文章,比香港同齡人知道多一點,除非他是國是學會、學生報中國版編輯等來頭。還有那些對青春革命無限嚮往的熱烈份子,他們沒懂幾句中國詩,但熟讀毛澤東詩詞。

其實,文革我也一點不懂。

1990年代起在中國多接觸文化界的人,吃飯聊天,上天下地,偶然會談到他們的自身經歷。有一次,他們從四清運動談起,然後就談到五一六分子。一頓飯裡,只見幾個文博朋友說當時人人自危,講得口沫橫飛。一個機構裡,天天召集一起,唱革命歌時,有嫌疑的不能站起來一起唱,漸漸站起來的越來越少,最後只剩了一兩個人起來。他們笑談驚歷,似是「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這長輩朋友不可能是「清白」到最後的少數人,這笑裡面,究竟有多少滄桑?四清運動我只知名字,對五一六分子更依稀模糊。當時沒有移動互聯網,沒法立即查這些名詞的背景,這頓飯吃得我目瞪口呆,沒法插話,連問問題都不知道從何問起。

然後我才知道,我對文革所知,不過是幾個皮相的名詞。

我一直知道「逍遙派」這詞,但我是很近期才想到,文革裡怎麼能夠逍遙呢?我一直以為這疾風暴雨的文革,是覆巢之下,難有完卵的。聽一個逍遙派朋友道來,我才略知逍遙派的存在,是怎麼一回事。而此前,兩種矛盾的印象竟然長期並存於我對文革的知識裡,所謂「學而不思則惘」,一點不假。

文革與香港的我

敦煌

然後我又面對香港人對文革的無知。例如1990年代末,出版敦煌畫冊的時候,有讀者打開畫冊,見到第285窟的大內景,驚訝地問,這是重畫上去的嗎?文革時不是全破壞了嗎?這一問倒讓我呆了。我進過第285窟很多次,那是很大的洞窟,很美,誰有這閒工夫、好手藝去把它重畫一遍?而傳媒最喜歡問的,也是文革裡敦煌受到甚麼破壞。每逢我說沒有大破壞的時候,他們就懷疑我親共、說謊。可這個問題我當時是親自問過副院長樊錦詩的,以年齡計,當日她也該是造反派吧?後來我看了蕭默的《一葉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這禁止再版的書裡也說到文革時敦煌沒受大破壞。而蕭默對樊錦詩是頗不以為然的,想來兩人不會合作撒謊吧?然而,我深深感到,面對海外傳媒,難以實話實說。若說某文物在文革時沒受破壞,就是不合時宜,就被視為有隱瞞嫌疑。

遼寧博物館前館長徐秉琨高齡八十多,他見我愛寫點東西,好幾次叫我說去訪問謝辰生,他九十多歲了,遲了恐怕訪問不及。然後徐先生娓娓敘述,他自己年輕時,親見謝辰生在文革時阻止了不少文物被毁的功勞。謝辰生作為文化部文物局的幹部,起草文件保護文物,由中共中央發出,令博物館可以持為免死金牌,少受紅衛兵衝擊。文件提出各煉銅廠、造紙廠、廢品收購站收到文物圖書一律不要銷毁,應經過當地文化部門派人鑒定揀選後,再行處理。徐先生因之到工廠取回大批準備拿去熔化的文物。可惜我普通話不好,又怕從前吃飯聽不明白的苦惱再現,因此沒有實行。前些年,謝辰生說:文革破壞文物和古建築,還不及1990年代嚴重。我光以個人一點點親眼所見,已可以支持這個講法。但在海外講,也會被斥為謊話。

文革與香港的我

李敖

文革為害,絕無可疑,但為甚麼會發生,怎麼為害,到甚麼程度,有待清楚研究,否則長期誤解,無益於國,無益於人,這道理其實彰彰甚明。2000年前後,我聽過大陸朋友說,他跟青少年的兒子講文革,兒子不相信,怪而問:這樣的事情怎麼可能發生?現在,對主流一律懷疑的風氣甚盛。在扭曲再扭曲之下,歷史面貌並不是變直,而是變得更扭曲。前些年,大陸年青一輩竟然流行說文革有價值,它幫助中國人不怕權威!

大陸不能做文革的歷史研究,海外華人本來可以有優勢。但我見5月16日報上,說幾個流亡海外的異見學者在紐約舉辦全球首次文革圖片展,展覽構架卻是「高層權鬥」、「無產階級專政大屠殺」、「毛要砸爛一個舊世界」、「毛要建立毛式人性理想國」、「毛要建立毛式烏托邦經濟理想國」、「毛要創造一個新世界」6部分。這種語言,對我而言,只似情緒發泄。

你知道嗎?李敖評龍應台的《大江大海》誤導人,真是一針見血,證據周全。而且李是當事人,親歷該時代,龍應台靠想像和耳聞,根本無法辯(龍應台基金會不回應該本書)。但李敖的書一半精彩之極,一半是他一貫的罵人、歧視、偏頗,結果我介紹給三個人看,只有一個讀歷史的見到該書的精華,大為讚賞;另外兩個非歷史人則一見李敖的偏激就把書合上。

真相是需要客觀冷靜地檢查和研究的。偏激的言論風格,使自己手上的真理變成不受重視。

國內學者說內地年輕一輩少研究文革,漸有不及海外水平的可能。我怕是不及海外的洋人學者,而非流行異見學者。自己的歷史,研究不及他人,說怎麼都不應該,何況洋人學者角度與中國人未必同。

我們生長在香港,文革跟我們有甚麼關係呢?有。如果我們沒有流亡異見學者的取向和包袱,可以客觀冷靜地檢查和研究文革,那真是大有用於中國,歷史講證據,久後證據──尤其人證,損失必多,真相也就難尋。即使香港人大多沒有文革經歷,但親身經歷而移居香港的人(包括逍遙派)卻不少,他們雖未必是大人物,但好好整理,也可以做出貼近文革生活真面目的紀錄。平民角度是歷史研究的新潮流,對於文革研究的某些部分,香港是有可為的。

此文是作者為橙新聞獨家供稿,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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