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您當前的位置:Blog > 徐元宮 正文

徐元宮

學者,蘇聯史問題專家,1996年起整理、翻譯俄羅斯解密檔案文件,專欄將揭示塵封已久的二戰秘史、蘇聯史。

蘇聯勞改營中的日本戰俘(二十一)

掃描QR Code 分享到WeChat ×

蘇聯勞改營中的日本戰俘(二十一)

二戰時期的日本婦女 圖片來源:網絡

蘇聯勞改營當局除了給戰俘們安排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文體活動之外,還特別重視對戰俘們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向戰俘們宣傳蘇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以期培養戰俘們對蘇聯的友好情感。用原俄羅斯《消息報》副總編、著名政治評論家列昂尼德·姆列欽在《列屆克格勃主席命運揭秘》一書中的說法就是:政工教導人員的任務是“確保支持加強對蘇友好關系的戰俘人數不斷增長”。為此目的,蘇聯勞改營當局在每個戰俘勞改所配備了專職的政工人員,每個戰俘勞改所裡除了配備所長1名,勞動主任1名,軍醫官1名之外,還配備了政治部主任1名,主要負責戰俘們的思想政治教育等工作。

日本戰俘在蘇聯勞改營裡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1947年,各戰俘勞改營和勞改所先後成立了戰俘民主委員會,戰俘民主委員會的委員由戰俘大會選舉產生,戰俘民主委員會的宗旨和任務是對戰俘們“講授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改造其根深蒂固的資產階級思想,使其成為一個永遠不做反人民事業的初步的民主主義者”。比如,當年的日本戰俘丸茂就曾經擔任過戰俘民主委員會主任,丸茂原先是偽滿軍校的教官,年富力強,頭腦清楚,頗有口才,而且會說俄語,他這個主任是專職脫產的,也就是說專門從事對戰俘們的馬列主義理論講授工作,而丸茂所在的這個戰俘民主委員會的其他3名委員則還必須參加勞動,是不脫產的。

每周一、周五晚上7時至9時為政治學習時間,教材是《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後來,還成立了一個聯共(布)黨史研究班,主要學習討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1948年以後,蘇聯勞改營當局又陸續給戰俘們分發了一些書籍,主要有《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主義基礎》、《斯大林傳》等,都是日譯本。戰俘民主委員會在宣傳、伙食、文娛活動、清潔衛生和勞動等方面都做了許多工作,在政治學習中也出現了不少積極分子,從1948年開始由學習積極分子中選拔優秀者分期送地區戰俘營本部學習6個星期,再回到原來的戰俘所從事宣傳和教學活動。

為了鞏固政治學習和思想改造的成果,戰俘們還在戰俘營裡創辦了《日文報》,交流彼此的學習感悟和心得體會。此外,還在1947年末創辦了《新生》板報,用16開的白紙寫成文章貼在板上,供戰俘們閱覽。板報還登一些小故事、笑話、謎語等,這些活動無疑也調節了戰俘們日復一日的枯燥而單調的勞動生活。

然而,事實上,日本戰俘政治學習的效果並不理想。首先,不少講授者本身就是日本戰俘,他們並沒有系統地接受過馬列主義理論的教育,沒有什麼馬列主義理論素養,而且原先也沒有講授過馬列主義理論,只是懂得俄語、有些文化而已,就被蘇聯勞改營當局安排去給戰俘們講授《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等教材,其效果自然可想而知。比如,日本東村山市的退休教師益田實,當年就是被關押在蘇聯勞改營的日本戰俘之一,多年後他回憶了當時在蘇聯勞改營講授馬列主義理論的有關情況:“……我1米73的個兒,戴著深度近視眼鏡,乍一看像是個知識分子,於是戰俘民主委員會的一名委員對我說:‘從明天開始,給大家講解這個。’這是一本我從來沒見過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厚一公分左右,我只好天天開夜車閱讀,然後給人講解。幸好沒有出丑就講完了,當時可真是如履薄冰啊!”

其次,聽眾不少都是剛剛入伍才一兩年的日本戰俘,年紀還不到20歲,不少戰俘是小學或者初中畢業,還有一些戰俘干脆沒有上過學,也就是說戰俘整體的文化水平並不高,因此接受馬列主義理論是比較吃力的。中國的末代皇帝、後來成為日本人傀儡的偽“滿洲國”皇帝愛新覺羅·溥儀被拘押在蘇聯期間也曾經參加過蘇聯方面安排的政治學習,他在《我的前半生》一書中回憶了當時參加政治學習的感受:“為了我們學習,收容所當局發給了我們一些中文書籍,並且有一個時期,叫我的弟弟和妹夫給大家照著本子講《列寧主義問題》和《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講的人莫名其妙,聽的人也糊裡糊塗。我自己心裡只是納悶,這和我有什麼關系?……‘學習’這兩個字,那時對我說起來,還不如青椒、西紅柿現實一些。每次學習,我坐在講桌旁邊一個特殊的座位上,總是一邊聽‘教員’結結巴巴地講我不懂而且也不想懂的‘孟什維克’、‘國家杜馬’,一邊胡思亂想:‘如果能住在莫斯科,或者倫敦,這些珠寶首飾夠我用幾年?’‘蘇聯人不吃茄子,這回收下的茄子,怎麼個吃法?’……不過,我還能裝出很像用心聽的樣子,可有的人就不同了,他們索性打起鼾來。”具有相當文化素養的愛新覺羅·溥儀尚且都聽得如此“糊裡糊塗”,那些沒有什麼文化基礎的日本戰俘們聽課的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再次,還因為蘇聯勞改營當局盛行做表面文章,戰俘們按照勞改營政工人員的要求展示“思想改造成果”,表達自己對馬列主義理論和思想的忠誠和信仰,戰俘營當局將戰俘們的各種活動用照相機拍攝下來:“戰俘們在食堂就餐”,“戰俘們在理發館理發”,“戰俘們在醫院就診”,“戰俘們在搞體育比賽”,“戰俘們在認真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一張張照片被裝訂成冊,照片旁邊配注了有關戰俘幸福生活的說明文字或者忠實於斯大林的誓言,然後照片冊被作為戰俘們“思想改造”的成果送交到上級部門。至於戰俘們究竟真正理解並掌握了多少馬列主義理論,又有多少戰俘通過政治學習成為了初步的民主主義者、培育了對蘇聯的友好情感,蘇聯勞改營當局則不會太當回事。

而戰俘們表面上參加甚至積極參加蘇聯勞改營當局安排的政治學習,也只不過是為了努力生存下去而裝裝樣子,他們擔心一旦他們流露出對蘇聯勞改營當局安排的政治學習活動的不滿和厭煩,他們就有可能會被送到位於蘇聯腹地的戰俘勞改營去或者會被推遲遣返回國,因此就連曾經非常殘暴地對待共產黨人、無情摧殘反戰人士的原先的日本憲兵也都“自覺地”參加蘇聯勞改營當局安排的政治學習和推行的“民主化”活動。日本久留米市的農夫平野好郎多年之後回憶說:“這事發生在西伯利亞第19號戰俘所,時間在昭和22年(也就是1947年——筆者注)2月前後。紅軍將我們這萬名戰俘集合起來推行‘民主化’教育。所有的人一門心思想回家。我們充滿了恐懼,擔心任何對‘民主化’教育活動的抵制都會推遲我們的遣返,或者把我們送到蘇聯腹地的戰俘所去。在我們這個營地裡,有相當一批原先的憲兵和高級警察,也有一些軍官,他們在過去的戰爭中曾經殘暴地虐待過共產黨人。顯然,他們的處境不妙。原先的憲兵們都加入了新成立的‘民主化突擊隊’,‘民主化突擊隊’的勞動條件格外艱苦。每天早晚,他們進出營地時,扯著嗓子高唱‘紅旗歌’和‘國際歌’。他們裡邊就有那些……一貫壓制反戰理論、反戰學者和作家的人,可是現在他們搖身一變,變得讓我們目瞪口呆。”

戰俘們表面上積極參加政治學習和“民主化”教育活動,除了害怕和擔心被推遲遣返回國之外,還因為積極參加政治學習活動會給戰俘們帶來一些實際的好處。前文引述的《列屆克格勃主席命運揭秘》一書指出:“那些同政工人員有接觸的戰俘的日子過得好一些,因為政工教導人員得借助於翻譯和莫斯科出版的日語參考教材來完成自己的任務……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戰俘人員受到提高飲食標准的獎勵,積極分子被送到所謂的休養房去過上10—12天的好日子,在那裡,戰俘們可以穿上清潔的內衣和睡衣,好吃好喝。”

蘇聯勞改營當局給戰俘們安排的政治學習以及推行的“民主化”教育活動,使蘇聯勞改營當局對戰俘們的管理出現了一個非常滑稽、矛盾的現象:一方面,負責管理戰俘們勞動活動的管理人員,非常樂於利用日本士兵服從軍官、聽從命令的習慣,這樣可以利用日本軍官來管理日本士兵,從而有效地完成勞動任務,這就勢必要借重日本戰俘中存在的等級秩序;而另一方面,政工教導人員則推行“民主化”教育活動,試圖消除日本戰俘中存在的這種等級秩序。當年的日本戰俘山崎幸男在多年之後的回憶就證實了這一點:“蘇聯方面在戰俘營實行戰俘自治原則,這導致了食品和其他奢侈品分配不公以及克扣配給等情況的發生,但是與此同時戰俘營裡也發生了反軍方的斗爭。”山崎幸男這裡所說的“反軍方的斗爭”,就是日本士兵戰俘反對日本軍官戰俘的斗爭,而這種斗爭自然是得到了蘇聯勞改營政工人員首肯的。

(未完待續)

本文系作者為橙新闻網站獨家供稿,如需轉載請聯繫本網站。

你可能喜歡

熱門評論

為橙新聞OrangeNews「讚好」 ×
橙新聞 每日發現新鮮!